臺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金觀濤與香港中文大學名譽研究員劉青峰最近在內地出版了《觀念史研究》一書，運用數據挖掘的方法，對近代以來的一系列政治觀念進行數據化處理，並藉此分析觀念的演變。在金觀濤先生看來，其中個人觀在近代中國的演變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與西方個人觀不同的常識個人觀在中國的形成，對於之後整個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您看來，所有中國當代政治觀念的形成都經歷了三個階段，那麼能否介紹個人觀在中國形成的三階段的具體情況？
所謂中國當代政治觀念形成的三個階段，是我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期間發現的。我們建立了一億兩千萬字的有關政治思想原始文獻的數據庫，並帶領研究團隊對1830-1930年這一百年間大量關鍵詞的意義進行統計分析。我們發現，甲午戰爭前為第一階段，這是儒學對西方現代觀念選擇性吸收的時期。對那些儒學中沒有的觀念，該階段表現出全面拒斥或漠視。第二個階段是1895-1915年這二十年，我們稱之為學習階段。也就是說，1895年甲午戰敗是一個分水嶺，西方現代核心價值和最重要的觀念統統是該年或稍後即1898-1902年間傳入的。1915-1924年為第三階段，其特點是用中國思維模式對西方現代觀念進行重構以形成中國式現代觀念。
就以個人觀念傳入來分析，這三階段一目瞭然。西方用於表達個人的詞Individual來自拉丁文，意思是不可分的。該詞彙在古希臘就有，但是在西方十六世紀以前沒有用來普遍地指涉人，因為在不斷分割中不能再分的東西是原子。當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時，將其分割得到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個人。中國傳統社會是道德共同體，組成整體之部分是倫常關係，西歐封建社會分到最後是等級身份，如騎士等級或某一類人等。十六世紀開始用individual來指「個人」，是社會有機體在觀念上解體之象徵，亦是個人成為自然法載體之證據。因此，個人觀念在西方是和人權觀念同時起源的，我們稱為現代價值的形成。從此以後，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成為政治、經濟制度正當性的基礎。個人觀念在西方的形成，是現代性起源之標誌。所有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其前提都是引進普世的個人和人權觀念。
1895年前中國人對現代個人觀念是沒法理解的。甲午前翻譯的西方著作中，往往根據上下文，將individual譯作「人人」，或者譯為「人」，從來沒有個人觀念的固定而明確的譯法。「個人」這個詞宋代以後就在口語中存在，意思為我本人。出現在詩詞裡面，多指我所愛的那個人，但它不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有趣的是，在數據庫中1899年前大量政治和社會思想有關的文獻中卻找不到「個人」這個詞。該詞在1900年前後出現，一開始意義含混不清，但明顯可以感到當時個體意識開始呈現。把「個人」這個詞和西方的individual對應起來是1902年，始於梁啟超。
梁啟超在他的著作裡把「個人」定義為私領域之外的一個人（擁有權利這一公德之載體），並在下面註明英文individual。從例句分析可見，一開始中國人曾把individual譯為「小己」、「麼匿」和「獨」，但它們均不如梁啟超的定位準確，因為現代個人觀念是在大量權利論述中出現的，即權利的主體不再侷限於國家。一旦權利主體個位化，個人觀念亦不可少了！很多論述是再三強調如個人無權國家怎麼有權？由此可見，個人觀念是在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通過主權個體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中介傳入的。
新文化運動是對個人觀念意義進行重構的時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階段。首先是現代個人觀念被引進私領域，成為顛覆儒家倫理的利器。中國人普遍接受現代個人觀念，個人再也不是侷限在公共領域，成為組成家庭的基本單元。人權在私領域的確立以及用個人本位取代家族本位，這是思想的大解放。但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個人觀念的重構，原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變成常識的個人。與個人觀念同時發生重構的，還有「權利」、「社會」、「科學」等觀念。今日中國人常把權利和權力混同，就是因為「五四」以後，權利觀念再次和西方rights拉開距離，變成以盡義務才享有的權利。社會觀念也和以前不再相同。
我們把經過重構後的現代觀念稱為當代觀念，這裡「當代」有兩重含義。一是表明它和我們當今的觀念相同。二是指出必須把中國當代觀念和現代觀念區別開來，因為它是立足於對現代觀念重構之上的。我們知道，在西方和日本思想史研究中，近代、現代和當代除了時段不同，在性質上都是一樣的。如日本近代和現代沒有差別，都是modern。但在中國，因為1895年後經學習建立的現代觀念（價值）在新文化運動中發生了變化，重構以後的現代價值和學習引進的觀念是不同的，故存在一個和「現代」不同的「當代」。它表明中國當代觀念的特殊性，亦是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還沒有完成的證據。這構成了中國思想研究中最迷人的地方。
您所說的1920年代之後中國形成的常識個人觀，與西方的個人觀有哪些根本的區別？
常識個人觀念和西方個人觀念的最大不同，就是不把個人權利作為正當的最終標準，亦無社會為法治下的契約共同體的觀念。但是它同西方現代個人觀念一樣，視社會由個人組成，並把社會當作個人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擁有權利的個人通過契約和法律組成社會，常識的個人又如何組成社會？早在「五四」時期，社會由傳統倫理關係組成之觀念就已讓位於由個人建構之關係組成的想法，中國人已把社會看作一張從過去到未來無限擴張的關係網。到今天，把社會視作由獨立個人主動建構而成的關係網的看法已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社會觀。請注意，因為契約關係可以被包容在個人建立的互惠關係網中，這使得市場的交換關係獲得史無前例的正當性，從此毫無阻礙地進入一切領域。也就是說，關係社會和契約社會一樣，也可以保障市場無限擴張。但關係社會不講法的統治，沒有人權的最終正當性，這是和契約社會最大的差別。因此我們可以從中國人的常識個人觀念和西方個人觀念的差異，來檢討中國式市場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的不同。
這種個人觀是否就是導致此後對個人主義的妖魔化，集體主義在中國盛行的重要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講。在西方個人觀念的確立和人權、法的統治相連，注重個體的自主和創造性不會導致社會失序和道德淪喪，因此西方（特別是英美）個人主義不是負面的。常識個人觀念承認個人利益正當和個人自然情感無可非議，但是缺乏西方那樣將獨立個人組成社會的規範系統。因此，個人主義在中國常和個人盲目追求私利聯繫在一起，它雖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但不能實現社會整合，即常識個人是不能形成公民社會的個人。正因為如此，「五四」後實現社會整合的是道德意識形態，黨和國家凌駕在法律之上。
這種常識個人觀與中國此後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有怎樣的關聯？
當用革命意識形態整合社會時，常識個人觀念只是被壓抑，而不會被消滅。即使知識分子加入列寧主義政黨，「個人」的意識只是暫時被意識形態壓倒，但不是被消滅了。這種心態與基於俄國民粹主義和虛無主義傳統產生的布爾什維克不同。主張個人獨立（常識個人主義），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特徵。例如，陳獨秀認為一個革命者不應該靠黨的經費生活，而是要自己找一份職業。同樣，也正是因為常識個人主義，國民黨組織鬆鬆垮垮，山頭林立。黨組織越龐大，黨的組織性如何克服個人主義成為緊密的道德共同體越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會迅速興起。毛澤東思想吸收了宋明理學第三系修身傳統，用批判對立面的群體修身運動以遏制普遍存在的常識個人主義，從而可以把黨組織變成堅如磐石的道德有機體。換言之，毛澤東思想的功能正在於用一次又一次運動掃蕩中國人的常識個人主義，通過意識形態控制的超級機構實現中國社會的整合。延安整風、反右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均為這種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為目標的批判對立面的群體修身運動之展開。消滅常識個人主義的修身固然使得毛澤東思想成為一種可以將一個個個人緊密整合到一起並消滅一切私人領域之意識形態，但發展市場經濟的力量亦遭到徹底的遏制。
「文革」後，道德意識形態的解體，常識個人觀念才被第二次啟蒙解放出來。1990年代以後，常識個人主義開始膨脹，不可抗拒地成為中國當代價值的核心。它迅速同科學對市場機制的肯定結合，構成了當代中國人個人發財致富為正當並可以壓倒其他一切的觀念。這也是近三十年來中國能實現經濟超增長的思想原因。
各種觀念之間應該不是簡單的邏輯關係，而呈現出思想的連續性和互相呼應的特點，您將思想史研究化為觀念史的變遷，乃至關鍵詞的流變過程，似乎有簡單化的嫌疑？
把社會思想史轉化為觀念史，不是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了，而是把原來含混不能分析的東西清晰化了。只有概念清晰化才能把複雜的對象研究清楚。將思想史化為觀念史，目的是使思想史研究變成可以檢驗的。我們對觀念的定義是：觀念是用關鍵詞表達的思想。正如沒有語言就不會有社會思想一樣，思想只能用語言來分析。因為文本由句子組成，而任何句子必須由關鍵詞組成，將該關係投射到思想上，我們立即發現觀念是思想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東西。換言之，根據我們對觀念的定義，寄託於文本的社會思想必定是由一個個觀念組成的，所謂意識形態只是觀念系統而已！觀念是組成社會思想的基本元素這一新看法，使我們終於理解為什麼原先思想史研究步履維艱。因為當元素沒有搞清就去研究由元素組成的複雜系統，當然困難重重。
因此，僅社會思想的內史就可分三個組成部分來研究。一是觀念起源和流變研究，二是觀念之間關係的研究，三是觀念如何形成觀念系統之研究。《觀念史研究》一書中這三部分都有。如對權利、個人、社會的研究屬於用關鍵詞探討一個個觀念，在每一篇論文中，都涉及不同觀念之間的關係，而對經濟決定論和科學主義之研究中既有觀念研究亦有觀念系統研究。該書十分明確地把系統研究建立在元素流變之上。基於上述方法，我們發現「五四」時期建立的新道德意識形態和宋明理學同構，即「五四」馬列主義有著類似理學的結構，而建立在批判本本主義基礎上的毛澤東思想有類似於宋明理學第三系的結構。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為何毛澤東思想可以運用宋明理學第三系的修身方式以遏制常識個人主義。
您所倡導的「資料挖掘」的研究方法，有很強的科學主義特點，您是否認為對思想史的研究，科學主義是最有效的方法？
該問題反映出國內長期來有一種「反科學主義」心態，這就是把科學方法和人文研究對立起來。實際上，該心態是建立在對「科學主義」的誤解之上的。所謂「科學主義」，本是指用科學來解決一切問題、研究人生意義等排他性主張，如在人文研究中只講實證而忽略主體性等傾向。「科學主義」的謬誤在於排他性，而不是說在人文研究中不應該用科學方法。實際上，把人文研究和科學方法對立起來，正是今天人文精神喪失、人文研究不能長足進展的原因。
關鍵詞研究的興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觀念史本源於對人文研究中實證主義和專業分科越來越細的不滿。自「唯心主義者」哲學家傅亦雷（Alfred Fouilee）不同意十九世紀盛行的科學決定論，認為人心靈的自由構想對其行為有決定性影響開始，到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用觀念來強調人文科學比自然科學更有助理解人的本性，二十世紀初觀念史這門學科的確立一開始就是以反對實證研究和專業化作為自己的宗旨。這固然使觀念史研究成為人文精神的代表，但同時發生另一傾向，這就是觀念史研究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純思辨哲學性的，甚至是反實證的。這樣一來，觀念史一直沒法在二十世紀科學化和專業化的學科建設中確立自己的位置，甚至發生近四十年來觀念史研究的衰落。
觀念史研究的復興則和科學方法和人文研究結合直接有關。先是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使得語義分析成為觀念史研究的基礎，而在英美傳統中，則是關鍵詞研究成為觀念史的一部分。語言學本身是相當科學化的，因此可以說正是科學方法和人文思考的結合才使觀念史的意義再次凸顯出來。
就拿關鍵詞研究來說，它是英國學者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最早開創的。為了有效地討論英國1780年至1950年間的社會文化變遷，威廉士從各時代的著名小說和經典著作中選擇並追蹤分析了「工業」、「民主」、「階級」等關鍵詞的詞意推演歷程，把它們作為形塑社會文化變遷的參考指標。原本在觀念史學家的眼中，觀念的變遷是哲學思想內在過程，很難用具體的經驗去把握，而威廉士則發現了可以用關鍵詞語義變化來刻畫普遍觀念。從諾夫喬伊1930年代提出觀念史研究綱領，到1960年代《觀念史大辭典》的出版，再到威廉士1970年代的關鍵詞研究，我們看到的正是科學方法和人文思考結合給出的觀念史研究新方向。
今天要進一步展開這一方向，還需新的工具和方法。所謂新工具，主要指計算機數據庫，而新方法除了強調科學和人文的結合外，還必須提倡科際整合。觀念史研究本來就是歷史和哲學的交叉學科，今天要發展它還需和語言學交叉，把過去一兩個學者在書房獨自研究變成團隊合作。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德國、法國還是英美，因條件所限都沒有用計算機數據庫來追溯觀念的起源和演變，研究中國思想的近現代變遷，因語種單純、時段集中使得該方法能最早運用。因此，我們相信，用數據庫開展關鍵詞歷史語義學之分析和觀念史傳統方法結合，一定會給這一領域帶來革命。
原載於《東方早報》，電子檔轉自：http://skm.zoomquiet.io/data/2010040916253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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