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秩浩繁的古籍文獻中，明代文集是臺灣古籍蒐藏的重要特色之一，總計約有三千種之多，其中以嘉靖至明末清初時期數量最豐富。漢學研究中心為使國內這批豐富收藏能充份發揮其學術價值，於1998年著手規劃「明人文集綜合整理計畫」，又於1999年展開「明人文集聯合目錄與篇目索引資料庫」的建置，希望透過現代科技的輔助，促使這批豐富史料能更有效地被活用在研究領域中。此次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共同舉辦「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明代研究各領域的學者，就明人文集整理概況、明人文集與明代相關學術研究之課題進行研討，除了提供專家學者們交換利用明人文集研究的心得外，也期望這批豐富史料獲得更多學者的重視與運用，為明代學術研究開創更豐碩的成果。
底下將就明人文集的整理現況、明人文集的學術價值與運用問題，以及明人文集所反映的政治情況、人物傳記書寫、社會經濟史、文化生活史研究、明代的思想、文學與史學等各主題，來介紹在本次會議中宣讀的論文。
一、明人文集的整理現況
國外方面，現任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善本書計劃主持人的艾思仁(James Soren Edgren)教授，在本次會議中介紹了《中文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從1991年9月正式工作迄今的成績。此計畫是美國「研究國書館情報網絡」（簡稱RLIN）將世界各國二十五個圖書館所收藏的中國古籍目錄轉為RLIN數據庫的工作，目前收錄對象以1796年以前出版於中國、裝訂成冊的刊本及抄稿本為主，迄今所收編目數量已達1,400餘種，其中約10%為明人文集。此編目計劃配合電腦科技的發達，在檢索能力和方法靈活性上，均較以往有所突破。
國內方面有張璉（漢學研究中心編輯）博士介紹臺灣現存明人文集與整理工作，張璉指出臺灣現存明人文集總量約三千種二萬餘冊，漢學研究中心於1999年春天正式展開「明人文集聯合目錄與篇目索引資料庫」的建置工作，目前此計劃主要工作有三：1. 彙整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文獻處、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及漢學研究中心輯佚的明人文集的書目資料檔，統一書目紀錄格式；2. 將明人文集編目建檔，但為求在短期內增加建置的文集數量，目前以卷數在二十卷以下的文集優先建檔，並著重正德至萬曆初，即文集數量最豐富的時期之建檔工作；3. 將文集篇目中涉及的人名，無論以字號、別名、官銜、尊稱、封等方式呈現之人名，在經過查考本名後標示於篇目後，可做為資料庫超聯結檢索之用。
吳恪（復旦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對於明人文集篇目數據庫的建置提出建議，認為應該從已編製的現存明人文集目錄為基礎，除了以篇名、著者名、所在文集名及卷頁次、文集收藏單位外，應該建立主題檢索之途徑。吳教授也特別提醒建置工作應注意許多環節的協調，如書目遴選、人員安排、字庫選擇、數據校核、主題標引、數據維護等工作的配合。
二、明人文集的學術價值與運用問題
商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撰有〈元末明初的學風〉一文，本文首先指出明人文集的出版以明代初年和嘉靖朝以後兩個時期為盛，從永樂到嘉靖年間則相對貧乏，此與政治專制對思想的禁錮密切相關。接著作者逐一介紹《明史藝文志》所載洪武、建文兩朝出版的文集，並討論洪武、永樂兩朝的專制對文人文化的迫害與影響。王春瑜（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就其多年閱讀明人文集的經驗，指出明人文集對皇權腐朽和暴戾的揭露、對當時社會細緻而深入的觀察，再再反映了中國生機盎然的人文傳統。然而，文集中也存在卑劣阿諛等反文人傳統價值面向，他並舉實例說明之。
若將明人文集中的史料與其它史料作比較，更能看出文集的史料價值所在。如陳梧桐（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討論明人文集的史學價值，認為與其他文獻資料相較，明人文集具有數量龐大、體裁廣泛、時人記時事等特色，因此具極高的史學價值。作者並舉許多例證說明利用文集資料可以訂正史籍記載之訛誤及彌補正史記載之闕略，以及明文集的豐富史料有助於明代研究範圍的擴展等。本次會議還有多篇文章比較文集與其它史料的優劣，例如南炳文（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的〈《萬曆起居注》、《明神宗實錄》和《李文節集》中的李廷機內閣奏疏〉一文，比較萬曆閣臣李廷機的文集與起居注和實錄三類史料的價值，他指出實錄因為節省文字而致史事不明或誤解，以及因故而誤載，不如其它兩類史料完整。起居注較文集優越之處在於可補文集編者為親者諱所造成的闕遺，以及文集各篇撰作的確切時間等。而文集的優點是因其為刻本，錯陋字較少，可補起居注在傳抄上所發生的錯字、遺字、衍字等錯誤。張德信（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的〈戚繼光奏議研究〉一文比較了記載戚繼光奏議的《類輯練兵諸書》、《明經世文編》、《戚少保年譜耆編》三書之不同處及其史料價值。
另外，明代文集多有流傳到日本者，日本學者川勝守（日本大正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教授）在〈江戶時代東傳日本的明人文集及學術價值〉一文中就詳細介紹了江戶時代東傳日本的明人文集，為研究中日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明人文集中也多有作者至國外親身經歷的記載，如徐玉虎（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的〈明冊琉使郭汝霖李際春著作遺存琉球考〉一文，介紹了二位嘉靖年間出使琉球的使者郭汝霖與李際春之著作。他們除了撰有《使琉球錄》與《星槎錄》之外，郭氏還著有《石泉山房文集》，書中亦有很多關於使琉的記錄。
但是在利用文集時仍有很多陷阱，朱鴻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的〈明人文集利用上的問題舉說：以陳白沙文集為例〉一文就提醒在利用明人文集時所應關注的問題。他指出對於整部文集刊行目的和用途、文集完整性和篇章關係、篇章分類等問題，以及文集所載單篇文章寫作的處境與立場、可靠性與可用度等問題，在利用前都應詳加考證、考慮。並且以陳獻章諸文集的傳刻歷史，說明文集的內容和品質受編者所處時代學風之影響，又分析陳獻章弟子張詡所撰〈白沙先生行狀〉一文，因張詡個人之立場與信念，以致大大減低文中部分敘述的可信度。
三、明人文集中所反映的政治情況
明代曾任內閣宰輔的官員，多留有其詩文集，從其文集中可以窺得當時朝中的政治情況。這次會議中就有多篇論文利用文集的史料來探索明代政壇錯綜複雜的關係。有關明朝前期政治史的討論有兩篇文章，朱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文集與人物研究──以明初閣臣黃淮為例〉，研究成祖時閣臣黃淮，他在解縉被黜後成為內閣第一人，後卻因輔導太子失職而繫獄十載，出獄後不數載又因病歸田，其間反而造就了楊士奇與楊榮的功業。史稱黃淮好詆毀不容於同列，又患有能染人之癆病，但經作者透過黃淮的文集及其它史料考證發現，前說源自楊士奇之書，後說則是楊榮惡意中傷。所以透過文集也可以探索明初閣臣之間關係的真相。李焯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代主任）的〈丘濬及其《瓊臺類稿》〉一文，利用經歷成、弘、正三朝的重臣丘濬最早的個人詩文集《瓊臺類稿》來分析明中葉的政壇。從文集中的表奏已可見孝宗朝的政治隱憂，尤其是宦官李廣以左道惑上虛耗國庫的問題。因之，作者認為過去史籍所載弘治朝的升平景象和孝宗完美無暇的形象，或許只是一種表面現象。
就萬曆朝而言，內閣宰輔的個人文集也可以補充許多史官修史籍的不足。近年來大陸學界致力於張居正文集的整理，已完成《張居正集》出版。張居正作為隆、萬二朝的閣臣，其文集中保留許多政治史的資料。明嘉靖中葉至萬曆初，閩廣海盜猖獗，陳學霖（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在〈《張居正集》閩廣海寇史料之分析〉一文，就是利用《張居正集》〈書牘〉類收錄張居正答詢問或答覆閩廣督撫有關進剿海盜之函札，以補充過去史料記載之闕遺。這些書信中主要為有關政策之擬定、官員之任命、計劃謀略之施展及政策執行之成效等方面，由此可見居正對剿寇之主導作用，同時也可以糾正官史（如《實錄》）之偏差失誤。
王戎笙（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透過崇禎朝的閣臣錢士升的文集，見其入仕後的種種遭遇，從而管窺明末政治腐敗之一斑。在〈錢士升和他的《賜餘堂集》〉一文中，作者陳述了錢士升文集中所呈現的崇禎皇帝的性格、朝中閹黨的復興以及溫體仁的為人等等。錢氏在崇禎九年(1636)獲准回籍歸故里，對政治已完全絕望，即使有南明魯王高舉抗清旗幟，但從他的書信中已見其心是無法喚回，這也呈現明遺民的另一種心態。
文集中還有許多關於制度史的資料，吳振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利用文集與其它政書史料，考查舉人與貢生在晚明仕進制度下的出路，撰成〈明代後期舉貢出身文官之仕途〉。作者舉出晚明文官體系的人事代謝機制日益僵化，此二類出身者仕途艱難，起步已晚不如進士，所授之官多為冷僻偏遠的官職，其上升亦多限於五品之下次要職位，只有少數發揮軍事才幹立功，才能攀上封疆大吏的高位。關於教育制度方面，陳寶良（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博士侯選人）在〈明人文集之學政史料及其價值〉一文中，指出明人文集中之學政史料可分為二類：一是各類序文；二是各類學政條規。這些史料不但可以反映晚明學術界的基本特點，而且可以補《會典》、《明史．選舉志》中有關生員錄取與考核方面記載之不足，更可以較全面的反映晚明生員層的實際狀況。
四、明人文集與人物傳記
明人文集是研究人物生平、思想及活動的重要史料。顧誠（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朱文正事蹟稽考〉一文，旨在重建朱元璋親姪朱文正的事蹟，因朱文正在明朝建國前即被朱元璋處死，忌諱甚多，致使後來史書刪削其事蹟，現存史料亦難覓一篇稍具輪廓的朱文正傳記。作者從許多史料的拼湊與考證，描述朱文正的幼年與朱元璋的親密關係、朱文正對朱元璋建國大業的襄助，並推測朱文正被處死的原因。作者認為朱文正受任為大都督府大都督，面對陳友諒攻擊時成功地固守南昌，是朱元璋勝利的關鍵，而朱文正在立下卓越功勛的一年多後即被解除一切官職、以罪處死，雖然他被指控的罪狀頗多，但主因恐怕還在朱元璋善於猜忌和果於誅殺的性格。
本次會議中有多篇文章不約而同地利用文集來研究明清之際的人物。如武新立（山西社科院研究員）所撰之〈研究顧炎武生平事蹟的珍貴資料──《蔣山傭殘稿》〉，《蔣山傭殘稿》為顧氏晚年避地秦晉時的書信集，內容多有《亭林文集》所未收或不全者。從該書可見顧氏晚年的心境與生活實態。尤其有趣的是顧氏置產理財善於經營之道，也在該書信集中可見。張顯清（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研究明清之際北方士大夫的清流領袖孫奇逢，在〈要重視明清之際人士文集的研究和整理──以孫奇逢文集為例〉一文中，指出從孫氏的文集著作中記錄了明末革新派與閹黨的鬥爭、北方民眾的抗清組織、清朝入關後的高壓統治以及學術思想轉向務實的風氣，可以說是具體地呈現了明清之際社會與思潮的變化。劉重日（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在〈《白耷先生文稿》與閻爾梅其人其事〉文中，則是研究明清之際成為大順、南明與清朝三家政權爭取對象的閻爾梅，閰的文集不僅反映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也體現作者的心境，又因其曾在史可法幕下，文集中對史可法的個性也有別於過去史書的評價。
關於建築史與藝術史上重要的人物的研究，在傳統史書缺乏記載的情形下，利用與其交往的士人文集也可以補充史料的缺憾。如何寶善（北京昌平定陵博物館副研究員）的〈「陵制與山水相稱」的藝術傑作──吳中規劃設計明長、獻、景三陵〉，指出工部尚書吳中曾營建北京宮殿以及長、獻、景三陵，是明代建築史上極重要的人物，但有關吳中的傳記資料卻很少，然而楊士奇所撰之《東里集》中就有吳中的神道碑銘，對於了解吳中的設計規畫和思想有很大幫助。馬泰來（香港大學圖書館代館長）有〈餘清齋主人吳廷與錦衣劉承禧──晚明二書畫收藏家傳略〉一文。吳廷與劉承禧雖是有名的書畫收藏家，但因二人皆非傳統士大夫或文人，所以有關傳記資料並不多。作者利用當時許多文人的文集及其它史料，來考述二人生平，以見晚明時書畫流傳及收藏的情形。
五、明人文集中的社會經濟史料
晚明的社會相較於明前期實有很大的變化，在明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社會變異的現象。吳量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所提交的論文〈《張居正集》與明朝中晚期社會異變〉，從張居正的文集中看到當時政治貪污腐敗、盜賊成群、社會財富集中與分配的兩極化等現象，而張居正有關財稅與經濟政策的制定，也反映了當時商業經濟的發展與實學思潮的興起。
除了高級官僚的文集之外，中下層士大夫的文集中也有許多涉及地區性社會經濟的史料。文集的傳記資料中收錄許多小商人與庶民的傳記，官員的奏議也提供研究各種財經制度的史料，而與友人往來的書簡也有談論社會問題的資料。濱島敦浚（日本大阪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在〈日本靜嘉堂所藏《朱文肅公集》與朱國禎〉一文即詳述了這方面的史料，並且以朱國禎的文集為例，說明萬曆年間江南一批東林派鄉紳推行均田均役的改革過程，以及受反對派鄉紳阻撓的經過。
近年來明清經濟史家所重視的「奢侈論」思想的討論中，對陸楫的〈禁奢辨〉都抱以高度的肯定。林麗月在〈《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一文中介紹陸楫的《蒹葭堂稿》，該書不但有助於對陸氏生平與家世的瞭解，此外，書中還有許多作者論前朝與當代制度、人物的資料，亦可與其它史料參照，以補相關記載之不足。
楊正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明代商書與其他文獻圖籍的關係〉一文，介紹明代商書做為史料的特色與可信度，以及商書的內容，並討論商書與其他文獻圖籍的關係。首先介紹明代商用地圖《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南京至十三省各邊路圖》、《河套圖》、《輿地總圖》、《九邊總圖》的特色，及商人所作的路引（即士商旅行的文字說明書）做為史料的珍貴性和獨特之處，並藉由與其他文獻比較，說明商書路引的可信度及其受到當時文人注意的情形。最後，作者從經商須知、旅途常識、買賣竅門、處世經驗、和自身修養五方面簡介商書的內容。
文集中的墓誌銘資料是研究歷史人口的重要材料之一，過去已有John G. Dardess利用墓誌銘作過江西泰和縣的人口研究，這次會議中曹樹基（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所提的論文〈明代人口的死亡與生育──以明人文集中的墓誌銘為資料〉，從明人文集中搜集了一千多件墓誌銘，透過分析發現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北方墓主的死亡年齡與養育成年兒子的數量都較南方為高。藉此分析的結果，作者欲挑戰過去何炳棣先生關於明代人口的論點，主張明代北方人口增長速度高於南方。
如前面濱島氏所言，明人文集中也有許多庶民階層的傳記史料，例如醫生的傳記。而明代醫者在當時的角色如何，尚有待進一步探究。邱仲麟（淡江大學歷史系講師）就透過文集中大量醫者的傳記資料，討論明代士大夫對醫者的評論以及對當時醫習的批判。首先談到明人所謂的「吳中醫派」之說所以形成是因江南有大量的「世醫」與「儒醫」存在。而士大夫眼中的理想醫者，是為「世醫」又兼「儒醫」之流。其次，談到當時醫者的生活狀況，與醫療市場的問題。最後談到士夫夫對當時醫療風習的嚴厲批評，指責醫者醫德不佳，又功利現實，甚且連醫術也值得懷疑。
另外，文集中也往往記載了大量的審判案例，很適合討論司法制度與社會問題。巫仁恕（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在〈明代的司法與社會──從明人文集中的判例談起〉一文，利用這類史料指出州縣官大多是處理協調民間的各類民事糾紛，他們有相當大的自主裁量權，即使是重刑案件亦可輕判。相對地，負責覆審命盜重案的地方上司衙門，審理時則非常謹慎。文集中的判例還反映出許多當時的社會組織，對於協調民間糾紛和維護社會治安很有助益，但也可能是社會問題的來源，且與國家法有衝突的情形。又明代後期地方判例中常見許多的財經案件，實已反映出明末政府財政上的問題叢生，但卻往往無法上達中央。
六、明人文集與文化生活史的研究
明人文集也呈現了士人作者的生活形態，例如文集中有許多〈堂記〉、〈樓記〉與〈遊記〉等均涉及文化生活。這次會議中有多篇論文涉及此方面，如吳智和（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一文，利用大量的文集描繪出明代士人的居家型態及各式的休閒生活。最終作者認為明代士人在大格局的政治環境無法回天時，居家生活成被視為安身立命的「安樂窩」，所以士人刻意經營居家的休閒生活。相對於前者宏觀的角度，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則是以晚明士人張大復為例作個案研究，在〈名賢與自我：張大復筆下的理想人生〉一文中，透過張氏的文集來看晚明士人的理想生活。張氏的「病則奇」的觀念以及他對茶的重視（包括品茶、品水、茶具、意趣與境界的講究），都反映出晚明士人理想的人生觀與美學觀。
晚明士人除了注重居家生活之外，互外活動亦很講究。周振鶴（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在〈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一文中，搜尋大量的明人文集後發現，在正德以前遊記類文體甚少，而萬曆、天啟以後遊記的寫作大量出現，顯示明末旅遊風氣的興盛。在觀念上也有了變化，明代中期以前旅遊還不被當成是正經事，到明末旅遊已成為一種「名高」之事，而且士人對旅遊也有了正面的評價。然而清人編《四庫全書》時，卻不將包含大量遊記的某些明人文集收入，顯見清人又退回到以旅遊為非正經事的觀念。
七、明人文集與明代的思想、文學、與史學
對於明代思想與文學的研究，文集是最重要的材料，此次會議在思想和文學領域各有三篇論文。思想史的三篇論文都在明代理學的範疇內，蔡仁厚（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王陽明全書》的編輯形式與義理結構〉主要就作者曾於1971年親手點校《王陽明全書》（原本計劃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後因故未出版）的經驗，指出臺北正中書局據明隆慶年間謝廷傑本重編的《王陽明全書》的錯誤，並簡要介紹陽明全書的義理結構。方祖猷（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從《王龍溪先生全》等書探討王畿哲學的兩重性及時人的兩種非難〉一文，指出王畿哲學在本體論、工夫論、和理想人格上都出現一種兩重性的現象，並認為王畿的工夫論有明顯矛盾之處，又以王畿個人的喜好和他不違師教的態度來解釋這矛盾的現象。作者也試圖從當時人對王畿哲學的非難以窺明清學風轉移之跡。張璉〈從《心齋王先生全集》論王艮的新人倫觀〉討論王艮思想中隱涵的新人倫觀，認為王艮思想除了強調家庭倫理中的孝弟思想外，也著重家庭外的師友關係，此對於較具平等精神的師友關係的重視，不僅可能突破傳統五倫的限制，也凸顯了個體在社會中的價值。
文學方面的研究有呂士朋（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從《袁中郎全》看公安派文學運動〉，文中論及明代文學的演變、袁宏道所處的明代社會與思想背景、袁宏道思想受李贄、莊子和禪學的啟發之處，也介紹了公安派文學反抗傳統、重視性靈、自由抒寫等精神。黃桂蘭（東南工業專科學校教授）〈論張岱小品文的雅趣與諧趣〉，一文，除了介紹張岱家庭、交友、所處時代外，更分析張岱小品文的意境與寫作技巧。簡錦松（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明代文集論明代臺閣體文風之真相〉一文，首先指出世人習稱明代文學中之「臺閣體」，實應稱「館閣體」更符史實，且說明館閣體乃是在明代政治體制下自然形成的文學主導階層，並不是因文學主張相同而形成的流派。又從制度面和文學面討論館閣詞林致力的方向，並討論以歐陽修為宗主的原因。最後，從李夢陽的崛發──李乃明代第一位非館閣詞林，又非台省長官，卻能成為文壇導師之人──說明此對明嘉隆以後文學風氣的重大影響。作者指出李夢陽所開發的題材特色，不但耳目一新，對後來三袁及鍾譚的文學運動，也有重大影響。
關於史學方面，這次會議有兩篇文章，一是澳洲艾迪萊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代主任費克光(Carney Fisher)教授的〈談遷對嘉靖朝的評論〉(Tan Qian's Evaluation of the Jiajing Reign)。作者把談遷的史學放在「經世」的脈絡，來觀察他對嘉靖皇帝的評論。談遷在《國榷》一書中對嘉靖皇帝採取一種較持平的評價，而他對嘉靖最大的批評是在其好道士方術方面。作者認為談遷背後的觀念仍是傳統的「天人感應」說。另外一篇是王成勉（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從張岱文集看明代文史的互通〉一文。本文主要討論張岱的史學，尤其是《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兩部歷史巨著。作者指出張岱撰史除了文字精鍊外，更具求真求實的態度，又特別強調忠義精神。張岱與其他明遺民一樣，撰史時格外關懷的課題是探究明亡的原因。他將明亡主因歸諸宦官與朋黨亂政，對東林黨亦不吝批評。在某些看法上，如對崇禎帝的評價、對明朝亡國時間的認定、對南明史的看法等，張岱常有別於其他遺民史家的獨特看法。最後，作者指出張岱一生不斷從事文學和史學的撰寫工作，寫作風格呈現文史互現的特色，格外值得注意。
誠如主辦單位主辦此次會議之宗旨所示，明人文集對於明代學術研究的確是一批豐富且具極大開發潛力的寶藏，此次會議對於明人文集的介紹與學術價值、乃至對明代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惟會議中真正對明人文集有系統的介紹和綜論，或對文集運用方法論上的討論並不多，大部份作品仍是運用文集對某些課題進行研究，然而因會議含蓋領域範圍很廣，某些議題自然無法深入討論，僅止於點綴性地多樣呈現，此乃美中不足之處。
本文原載於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但網頁已經移除，本文係轉自「Yahoo奇摩知識+」，網址：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203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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