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小城鎮研究
最近十幾年來，由於「四個現代化」的進行，商品經濟及市場體制的強調，以戶營為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專業戶的發展，小城鎮的建設等，再度成為學術界熱烈討論的主題。[1]「小城鎮」基本上是一個經濟的範疇，同時又是歷史的與社會的範疇。它是歷史上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受到生產關係的影響。由於小城鎮依賴於城市，尤其依賴於鄉村，所以在性質上介於城市與鄉村之間：它把城鄉兩個不同的區域連結成為一個完整而相對獨立的區域；既是城市之尾，又是鄉村之首；是城市在鄉村的延伸，又是鄉村中的芻形城市，誠如費孝通所說的，小城鎮「是城鄉的紐帶，是城鄉發展的必要環節；又是一個調節城鄉人口的蓄水庫。」[2]亦城亦鄉，正是中國小城鎮的本質特徵。它反映在社會結構上，是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信息的中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綜合體，又有大量的亦工亦農的勞動者，工作在城鎮，生活在農村。在經濟結構上，小城鎮是以城市為依託，具有城市工業、商業和社會服務的經濟功能，又有相當比重的農業和為農業服務的加工業。簡言之，小城鎮具有雙重性：一旦小城鎮與城市結合，即具有城市的屬性；若與鄉村結合，則具有鄉村的屬性。它既是城市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也是鄉村的一個組成體，更是一個兩者兼優、相對獨立的社會、經濟、生態結合的實體。[3]
小城鎮是個大問題，它在發展商品經濟，推行城鄉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四個現代化建設中有其重要意義。透過觀察小城鎮的歷史發展過程，也可以幫助瞭解最近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性格特徵。在現階段，發展鄉鎮企業，把小城鎮建設成大中城市及農村人口的「蓄水庫」，實為改變農村面貌，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的必經之途。如何開展和加強小城鎮的研究，總結小城鎮建設過程的歷史經驗，探求其發展規律，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中國各地的小城鎮，大多具有悠久的歷史；它們主要是農民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場所，也有一些是著名土產的製造及集散地。
自古以來，中國內地的農產品貿易較為普遍的形式，是以生產者之間的交換方式出現，在定期定地的集市（街、墟、場）上進行。日中為市，交換完畢後各歸其所，集上很少居民。隨著經濟發展，農村生產商品化程度提高以後，出現了以貿易為專業的商人，他們聚居在市上，開店營業，形成永久性的市鎮，這在宋代以來的中國南方各地，極為明顯。這種集鎮，是若干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心所聯繫的農村是它的「鄉腳」。集市貿易既有如此悠長的歷史，從來是農村商品交流的重要市場，是生產供銷的中間環節。如果農村是一個大細胞，集鎮猶如中間的核心，一個是「面」，一個是「點」，「點」把各個村落聯繫起來，形成一個社區，這社區中心就是一個集鎮。[4]江蘇、浙江兩省（包括上海市）是小城鎮眾多的省份，也是全國小城鎮最發達的地區（從小城鎮密度與平均非農業人口來觀察），據近年的估計，江蘇全省共有五十七個縣屬鎮和1820個農村集鎮，「社隊工業」70％集中在小城鎮上，縣辦工業則全部集中在各小城鎮。
江浙兩省小城鎮（市鎮）的發展有其長久的歷史，根據筆者前此以地方志資料的估計，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市鎮數量與規模均不斷地擴大，大致到十九世紀末期，江南已有一千餘個市鎮，其中頗多擁有數千戶至萬餘戶人口的巨鎮。[5]江南農村地處大中城市交通線的分劃區域之間，在文革動亂的夾縫中，它借助於大中城市的技術和原料，發展了一批鄉鎮企業（當時稱為「社隊工業」），吸收了農村部分的剩餘勞力，這些鄉鎮企業的一部分散在農村基層（即「大隊」，現稱為「村」），更多的則集中在小城鎮上。這種鄉鎮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使長期蕭條冷落的農村集鎮獲得了生機，也逐漸在縮短城鄉差距，緩和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它根據各種工業的特點，分別將此社隊工業安排在城、鎮、鄉，構成了一個脈脈相通，以大扶小，以小協大的工網。這種社隊工業，實在是繁榮農村的一條有效的道路，特別是在蘇南地區。
費孝通認為這種社隊工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農村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正在形成的城、鎮、鄉一條脈絡的工業網和新的人口、社會、經濟的結構模式等，很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他甚至認為這種「社隊工業」繼續發展下去，很可能逐步形成「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種模式。」[6]明清以來江南市鎮的發展過程，很自然的成為探討當前中國鄉鎮企業歷史性崛起的重要課題。[7]
貳、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回顧與檢討
（一） 學者對於明清市鎮的研究，在最近幾年中有不少的作品問世。但在此之前，似乎只有19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某些關於江南手工業生產關係的文章中，偶然作為論證的題材。其中惟一專論市鎮的文章是傅衣凌先生於1964年所發表的〈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在此文中，傅氏首先肯定了這時市鎮的成長，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性質上也初步擺脫了族權、神權的羈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於當時的商業、手工業、商品生產、貨幣流通等的發展，而成為全國性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市鎮的經濟活動有的已經超出了地區性限制，而和全國各大都市發生聯繫，可說已具有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萌芽」；但另一方面，它卻又是屬於傳統地主經濟的一部分，其經濟活動仍然是封建式的。[8]由於傅氏在明清經濟史研究上的開創性地位，其論點自然成為以後討論江南市鎮的一個重要的典範。
大陸學界自從傅先生這篇論文發表後，直到1979年，始有黃葦〈中國近代集鎮墟場的興衰存廢問題〉一文面世。但此文主要論述以近代為主。[9]1980年代以來，海內外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的著作開始大量湧現，逐漸成為明清史及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顯學」。其中相關的期刊論文及一般社會經濟史、城市史專書中討論明清江南市鎮的篇章，實屬數量繁多，不勝枚舉。拙作〈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一文中，曾嘗試綜合評介至1988年為止，中國大陸學界有關明清市鎮的研究，文末並附列了國際學界有關此題的重要書目。此處不再贅述。[10]由於本短文篇幅所限，以下僅能就5種至今為止已出版題為「江南市鎮」的專書，略作扼要介紹說明。（這些專書除拙作於1987年重印出版外，均是1990年代新出版的著作）[11]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科，1987）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1990）森正夫（主編），《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名古屋大學，1992）陳學文，《明清時代杭嘉湖市鎮史研究》（北京群言，1993）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北京知識，1998）。
（二） 1970年代中期，筆者開始注意到近代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問題，嘗試以台灣各圖書館收藏的大批地方志入手，蒐集了豐碩的資料。當時從資料中發現了不少關於市鎮的記載，這些市鎮，絕大多數是因棉業、蠶桑織業及米糧流通運銷而興起，這在江南地區是很凸出的現象。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根據所見方志史料，再配合各種專門的市鎮志（這批市鎮志分存於台灣各圖書館中，尤其是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往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及利用），逐漸將研究時段從近代推至明清，這主要是以史料為基礎的必然結果。原始的構想是研究近代江南商品經濟史，最後卻集中在探討市鎮發展這個較具體而微的題目（費孝通先生稱之為「解剖麻雀」）。[12]1975年向台灣大學歷史所提出以〈清代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市鎮的興起〉為題的碩士論文。1976年，筆者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隨即著手修訂增補這篇論文，78年分章在《食貨》、《思與言》各期發表[13]（其中兩章分別論述宋代以後江南市鎮的興起、十九世紀中葉後江南市鎮的興衰消長，迄未發表）。1982-83年，筆者在哈佛大學研究訪問期間，有幸認識韋慶遠、葉顯恩教授，承他們好意，將拙作推荐於中國社科出版社重印，於1987年出版（書首出版說明為1984年）。這應該說是海內外第一本集中探討江南市鎮的專著。回憶197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研究寫作此題時，台灣學界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尚屬萌芽期，幾乎沒有相關論著可供參考，當時主要研究著作大多是英文與日文作品，這是不容諱言的。而彼時海峽兩岸尚未開始學術交流，大陸學者的著作取得相當困難，筆者花了很大力氣，始能看到類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明清社會經濟形態、手工業史資料等早期作品。討論江南市鎮的惟一論著（指1975年之前）即上述傅衣凌先生1964年的論文；但非常遺憾的是，筆者直到1980年代才有機會閱讀到這篇開山之作，這是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疏失，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最近《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32大冊的影印出版，[14]提供研究者莫大的方便，可以說是中國市鎮史研究上值得慶幸的大事。回想當年奔波於各地圖書館之間，檢索線裝本市鎮志史料的艱辛歲月，真令人感慨萬千。
拙作主要探討的幾個課題是：（1）首章綜論江南地區（指江蘇的蘇、松、太、寧、鎮、常各府州及浙西杭、嘉、湖三府）農業結構的變化，特別是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係，做為整體論述市鎮興起的背景。（2）根據各種方志資料，深入論析江南專業市鎮的發展特徵。「專業市鎮」這個詞彙應該是筆者首度提出，用以描述明清江南大批棉業、蠶桑絲織業及米糧市鎮的。（3）根據各種不同年代版本的地方志，就市鎮的時代變動與區域分布，試作數量分析；並列舉江南各大市鎮的戶口數，嘗試估計分析明清兩代江南核心地區都市化的水平。（4）專章探討太平天國亂後，隨著通商口岸的建立，對江南市鎮區域分布與發展的影響。全書主要結論，大致可歸納如下：[15]
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三百年間，方志資料顯示江南的商業市鎮，不但在數量上快速增加，而且這些市鎮的人口與商況更不斷地滋長繁榮。以明清兩代商業市鎮做為指標，可以清楚的觀察近代江南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都市化的過程特徵。明清之際興起的商業市鎮多數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松江、太倉以及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嘉興及杭州、常州各府。這種區域分布，不僅顯示數量之集中，而且更有為數頗多的專業性大市鎮在這傳統商業化最發達的地方興起；尤其是太湖周邊的蠶絲市鎮與松江、太倉地區的棉市，以及蘇州近郊及沿長江各地的米糧市鎮。經濟作物的木棉與蠶桑，在這些區域的種植與加工方面，均以專業化及商品的面貌出現於各市場。近代江南市鎮的形成與發展，與此種專業化及商品化生產方式息息相關。在這種區域專業生產的趨勢下，各種專業性市鎮應運而興。許多市鎮雖然起源於軍事及政治機能，唯爾後的發展與擴張，則未始不是商業或擁有一種手工專業化的結果。
無論就人口或商業機能來看，這些專業市鎮的繁庶在許多方面都超過了傳統行政中心縣城，甚至府城。此種商業機能凌駕行政機能的轉變現象，正可說明中國近代都市化過程中「城」與「鎮」的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機能」（non-administrativefunction）的逐次強化。明清以來，江南這些專業市鎮的興起，配合與代表了新興商業資本主義的擴張。在近代以前，這些市鎮中有的或已經發展至接近現代人文地理學者所定義的「充分成長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市鎮的「中央性」（centrality）機能極為顯著，不但是其周邊鄉村地區貨品的主要供應者，而且也逐漸成為新思潮的傳播媒介。許多江南的專業市鎮，其市場範圍擴大及全國，而且在現代交通線的接引下（如江南水運及十九世紀末期後之鐵路），逐漸與國外市場相聯繫。面對近代西方商業勢力衝擊的這些傳統市鎮，不但沒有撲倒沉淪，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華，在傳統高度的經濟韌性中，平添了不少「現代」的氣息。從明清以來江南市鎮的形成發展與機能演變的史實中，使我們可以再度肯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s）。
拙作出版後，至今引起學界不斷的重視與討論，中、日文書評有好幾篇，而在當今學者相關著作中被引用的更多，[16]筆者只能視此為學術界的正常行規，樂意接受公評。但這些論文正式發表於20年前（1978），迄今尚能引發同道學者進一步探討江南市鎮這一課題的廣泛興趣，形成一股研究熱潮，以致新作迭出、議論紛歧；其影響若此，殆非始料所及，而更令人感到欣慰。
拙文寫作時雖已盡最大努力蒐集原始資料，也盡可能參閱西方及日本學者相關重要論著及研究方法；但拙作初稿成於70年代中期，彼時思考問題仍有不夠周密之處，有些史料（如大陸及美、日等國所藏的一些稀見方志及檔案調查資料），限於客觀條件，仍無法充分利用。同時，拙文所論偏重於市鎮的歷史沿革，較忽略市鎮內部社會結構及社會文化方面的探討，也尚未能建構或批判一套類似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城市階層性結構的模式。這些均構成本書出版當時所沒法突破的缺點；這是筆者在此必須鄭重的提出來自我檢討的。[17]
（三）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出版於1990年。此書上卷綜論江南市鎮的興起與發展、市鎮網絡、專業市鎮的分布結構、市鎮文化；下卷則集中典型分析蘇、松、杭、嘉、湖各府的個別市鎮。附錄有一完整的江南市鎮分布表。這是一本至今為止比較全面性、概覽性研究江南市鎮的專著，注意到市鎮的分布網絡及市鎮風俗文化，是本書一大特色。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曾多與日本學界交流討論，殊為難能可貴。此書是一本瞭解江南市鎮整體發展過程很好的入門參考書；假如能多參考海外學者的作品（尤其是西方學界），能多借重理論層次較高的相關著作，並嘗試作出一個綜合結論，附錄完整的參考書目，將可使本書更臻於完美。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1993）是一本分章探討明清浙西杭、嘉、湖三府所屬個別市鎮的專著，也可視為一本論文集。作者在訪求資料及勤快寫作方面令人激賞，所述浙西各重要市鎮的發展史非常詳盡，是典型的城鎮傳記（biography oftown），殊多可取。這本書也是後人研究浙西市鎮史時所必須參考的。是書在章節安排上較缺少層次之分，所論各個市鎮的同質性也相當高（很多都是蠶桑絲織業專業市鎮），似可以考慮合併綜合論述。與上述樊著一樣，讀者應該很期望此書有一綜合性的結論。此書緒論長達47頁，是一篇力作，其中的主要觀點，很可以做為結論來發揮。以上兩書都較缺乏量化的資料（如深入估計市鎮人口，評估市鎮在城市化人口上所占的比重等），誠為美中不足；但礙於明清方志史料的限制，實亦無可厚非。（以當代市鎮人口數估算明清市鎮城市化水平也許是可行的方法，但其中牽涉問題很多，仍需斟酌慮）。
日本學者森正夫主編的《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1992）是一本結合歷史學與地理學，運用文獻史料與實地田野考察方法所得的重要成果。[18]此書主要作者除森正夫外，都是地理學家或歷史地理學家，所論詳於當代而略於古代；明清部分，除森正夫專論青浦縣朱家角鎮略史外，可說著墨不多。其餘各章分別探討江南三角洲的地形環境與市鎮形成（海津正倫），清末松江府、太倉州的鎮董（稻田清一），朱家角鎮人民調解委員會（高橋芳郎），上海周邊聚落的空間構造（林上），蘇州市周邊集市的現況（石原潤）。序章由主編森正夫就歷史學、地理學家實地調查研究江南市鎮的方法作一檢討，書末並有一篇完整的市鎮研究文獻目錄稿，提供讀者很大的方便。此書是集體研究及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範，很值得取法，這也是未來研究中國市鎮史、聚落史、甚至是中國社會經濟史一個重要而可行的途徑。是書基本上是一本論文集的型式，缺乏一個整體綜合的結論，也是美中不足之處。
最近出版由包偉民主編的《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998），可以說是一部異軍突起、後來居上的新著。此書主要研究時段為鴉片戰爭至1949年，屬於近現代史範圍。緒論及結論、第一章現代化早期江南市鎮的盛衰變遷、第三章近代交通的引進及影響，由包偉民主筆；第二章江南市鎮鎮區形制特徵，嚴建強撰寫；第四章棉業與市鎮興衰，周生春撰寫；第五章社會結構及第六章社會生活的變遷，由郎友興主筆；第七章市鎮人口與城鎮化水平，由陳曉燕撰寫；第八章從近代蠶桑改良運動論市鎮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作者是包偉民及周谷平兩人。這本書在型式上雖是集體創作、分章撰述的論文集；但因分工細緻，章節分明，外部型式完整（有緒論、結論、地圖、詳細註解、附錄及引書目錄），符合現代學術著作的規格，頗值得其他學者效法。更難得的是，本書主編在緒論部分，能就此一課題的研究旨趣、理論工具、基本命題、學科方法、資料文獻等提出說明，並能較全面的回顧及檢討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只見出編者良好的學術訓練，也令人體會到編者所費的工夫。本書各章節內容，凸顯了幾個較新穎的主題，例如：市鎮街區形制特徵，市鎮居民職業與階層、家庭結構，社會組織、社會生活、生活水平及人口城鎮化問題，甚至市鎮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等，可說超越了前此相關的著作。這主要是因為近現代市鎮研究所能利用的各種量化資料、調查資料、檔案資料較為豐富完整的緣故（研究明清市鎮時，這類第一手資料就顯得相當缺乏或不完整），但也可以看出本書各位作者所下的工夫。本書如能就明清時期，甚至宋代以來市鎮的發展變遷，並就近代通商口岸開放後對江南市鎮的影響多加論述，則或可對江南市鎮的演變過程及近代命運的歷史圖像有更生動感人、多姿多彩的描繪。參、江南市鎮研究的一些展望江南市鎮不只存在於歷史，而且是屬於現實的；不只是歷史學探討的對象，也是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甚至都市計畫、建築學者的研究領域，更日漸成為人文學者、小說作家關注的焦點。她的歷史特色與多樣性格提供了跨學科研究極好的素材。但歸根究底，她是在中國的大地上滋生成長，具有中國特色的。
江南市鎮的研究，如何在理論層次上更為提高，是學術界今後面臨的首要課題。在這方面，我們逐漸看到了初步的成果（例如《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一書）。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基本上是植基於近代西方的歷史經驗。此處僅能扼要說明。以「都市化」（Urbanization）為例（它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它所指涉的幾乎是西方工業革命後所興起的城鎮（Post-Industrial City）。[19]在中國，具有西方特色的「現代」城市肇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後通商口岸（treaty ports）的建立，這類港埠都市在風格面貌上，與傳統中國「古都型」的城市迥異；與明清市鎮的形成演變過程也大異其趣。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江南市鎮的發展是一種「傳統內變遷（change within tradition），是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她走的與西方不同的道路。如何從中國本土的實證研究中建構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更積極的意義將是可以補充或修正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不足。這是高遠的理想，但不應只是幻想。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研究小城鎮問題，如果真是鑽進去了，這個領域實在太豐富了，這是個可以搞出國際水平的成果來的研究領域」。[20]在研究方法上，同樣需要擴充加強。這裡可舉出兩個顯例。在半個世紀之前，費孝通先生就曾在吳江縣的開弦弓村做過田野調查，已初步注意到農村貿易與城鎮問題。1981年後，費氏再對吳江境內幾個大鎮做有計畫的調查，均已取得豐碩的成果，為舉世所公認。[21]這種社會學、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可以參證並補充傳統歷史文獻資料之不足，非常值得歷史學者學習效法。
此外，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結合（可以上述《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一書為代表），也是今後可以遵循的途徑。在這方面，我們的歷史地理學家們，更已作出了不少的貢獻（地理學者顧朝林最近出版的專書《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這種當代的調查資料，以及當代的人口資料、地圖資料，是否可以完全用來解決或否定、修正或補充明清市鎮文獻史料所殘缺不全的記載，仍然可以商榷。歷史研究植基於第一手資料，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斷代研究，正可以觀察出不同時代的演變軌跡過程。如果以今責古，甚或以今非古，難免陷入「年代錯亂」（anachronism）的窠臼中，這在從事明清及明清之前的市鎮歷史研究，是應該加以留意的。
以往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多數偏重其歷史沿革發展（可說是「傳記式」的），往後似可嘗試放在城市？市鎮？鄉村連續體（continuum）之中來考察，著重在城鄉關係，市鎮與大城市、市鎮與周邊農村的互動作用。這類的研究，甚至可以重新釐清中國當代及明清時期都市化的定義標準，及都市化的水平問題（當前中國以「市」為建置單位的各級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計畫單列市、沿海開放城市等遍地皆是，也遍地皆「市」，如何界定都市化的標準，有待觀察）。此外，有關市鎮的社會史研究（如家庭結構，居民職業分化，市民階層的浮現，慈善組織、工商團體的興起，市民運動的類型，市民社會的雛形等），以及市鎮風俗文化、市井文化、市民生活等的探討，目前已取得了初步的某些成果，這也將是今後有待加強發展的新領域與新方向。
本文為1998年9月杭州「中國東南區域史國際研討會」宣讀的版本，由我重新排版，原文轉載自「豆瓣」，網址為：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538825/
[1]參考拙著〈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綜論近年來大陸學界有關明清市鎮的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卷1期，頁171-19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88年）。
[2]費孝通，《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頁237。
[3]徐榮安，《中國小城鎮經濟學》（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頁1-2；鄭宗寒，〈試論小城鎮〉，《中國社會科學》，1983：4。
[4]費孝通，《社會學的探索》，頁219；《論小城鎮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91。
[5]拙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思與言》，16：2（1978）；鄭宗寒，前引文；許學強、伍宗唐、梁志強，《中國小市鎮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1987）。
[6]費孝通，《社會學的探索》，頁208。
[7]討論中國當前鄉鎮企業發展的著作相當多，此處只舉一例：威廉‧伯德、林青松合編，《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8]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5。對此文的詳細介紹，參考拙作〈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一文。
[9]黃葦，〈中國近代集鎮墟場的興衰存廢問題〉，《學術月刊》，1979：3-4。
[10]請參考拙作〈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一文。
[11]此處所舉這五本專書，只限於非常狹義的以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專書。近年來其餘相關重要成書的作品，例如：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1991），羅一星《明清佛山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廣東人民，1994），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建人民，1988），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北京商務，1996），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大學，1994），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北京人民，1997）；《宋代東南市場研究》（雲南大學，1994），姜守鵬《明清北方市場研究》（東北師大，1996），范金民、夏維中《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1993），陳學文《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台北稻禾，1991），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台北聯經，1995），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1992，英文本1990），洪煥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學，1992），洪煥椿、羅崙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1989），南京農業大學《太湖地區農業史稿》（農業出版社，1990），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課題組《小城鎮‧大問題》（江蘇人民，1984），《小城鎮‧新開拓》（江蘇人民，1986），費孝通《論小城鎮及其他》（天津人民，1986），《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1994），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4），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大學，1988），Linda Johnson,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Albany, 1993 ) , G. William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1997 ) ,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 Princeton, 1973 ),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 Cambridge U. P.1982 ) 以及前此日本學者加藤繁的相關著作，即將出版的川勝守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濱島敦俊有關江南城隍信仰的專書等。以上這些列舉式的專書（當然不是全面性的），即使內容不完全專門集中於明清江南市鎮，但都是探討宋代以迄當代市鎮（小城鎮）發展的重要篇章，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值得參考。
[12]費孝通，《論小城鎮及其他》，頁14；《社會學的探索》，頁238。
[13]〈太平天國亂後江南市鎮的發展〉，《食貨》，7：11（1978年2月）；〈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思與言》，16：2（1978年7月）；〈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食貨》，8：6-8（1978年9月-11月）。另以英文發表，Shih-chiLiu,〈Some Reflections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ket Tow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ca. 1500-1900〉,The AmericanAsian Review,Vol.II,No.1(Spring,1984).
[14]《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書店影印，1992）。
[15]參考拙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69-72。
[16]對拙作的書評中，較為詳盡完整的有：李伯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3）、洪煥椿（《學術月刊》1984：12，並收入《明清史偶存》書中）、陳忠平（《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3）另有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新宮學的書評，濱島敦俊、森正夫等著作中的評價。中文相關著作中引述拙作加以討論評介的不少，茲不列舉。惟其中有大量抄錄引用者，例如：楊東平《城市季風》（東方出版社，1994），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1994），則沒有完全遵照學術行規，註明出處及列入參考書目中。
[17]許多對拙作持正面肯定及讚許的意見，此處可以存而不論。但有些批評意見或不同看法，僅在此短文中略言一二，更詳細的討論，請俟之來日。（1）關於市鎮人口的估計與都市化（或城鎮化）的定義及水平問題。筆者曾爬梳史料，列舉不少明清江南千戶以上的市鎮，並嘗試估計江南幾處核心區的城鎮人口，認為這些核心區的都市化（Urbanization）比率高於Skinner及趙岡的偏低的估計。（參見Skinner前引書，趙岡《中國經濟制度史論》〔台北，1986〕，頁404-417；《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頁53-78）。最近陳曉燕、吳建華就市鎮人口結構變動及城鎮化水平，分別提出了一些修正及不同看法，均很有見地；惟所據或為20世紀之資料，或偏離江南核心區，仍尚有商榷之餘地。（陳文參見《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第7章；吳文題為〈明清太湖流域市鎮密度及其人口結構變動〉，《城市史研究》11-12輯，1996）。（2）關於江南專業市鎮是耕織結合？或是耕織分離？是市場利潤動機？還是農民謀生手段？對此問題上引洪煥椿對拙作有較嚴厲的批評（1989年11月筆者初訪南京大學，時洪先生已仙逝，未能及時向他請益，引為憾事）。惟根據明清江南大批方志及其他史料，筆者仍認為市場利潤動機及棉紡、絲業中耕織分離，亦即市場經濟高於自然經濟，是合理的推斷，雖然這只限於三角洲地區及太湖周邊，未能推衍及普遍至其他地區甚至全國各地。這關涉到此期商品經濟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向來就是學術界長期爭論及今後有待努力探討的課題。仁智之見，並而存之可也。
[18]1989年11月2-3日，筆者初訪上海復旦大學，得有機會認識樊樹志與名古屋大學森正夫教授，並隨同參加森正夫教授主持的田野調查工作，實地在青浦縣朱家角鎮參訪考察兩天，很值得紀念。
[19]可參考Gideon Sjoberg, The Preindustrial City : Past and Present ( N. Y.: Free Press, 1960 ) .
[20]費孝通，《社會學的探索》，頁238。
[21]參見拙作〈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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