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筆者為「明清研究」網頁英文版所撰之"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Ming-Ch'ing China: Summary of a Critical Survey by Yamada Ken"一文的中文節錄。欲取讀原文，請至該網路英文版的"Activity"下，選擇 "Related Activity"。
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學者的明清史研究，有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即若干學者所謂的「地域社會論」研究的興起。關於這個新研究取向所涉及的方法論問題，山田賢在1998年發表於《歷史評論》（580號）的一篇文章裡，曾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回顧與反省。這篇文章已由太城佑子譯成中文並發表於《暨南史學》第二號（1999年6月），題名為「中國明清時代『地域社會論』研究的現狀與課題」。底下筆者將根據太城的譯文，以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為主軸議題，摘要介紹山田的評述。
一、有沒有所謂「地域社會論」的史學存在？
在「前言」部分（頁41-43），山田首先指出其討論對象──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問題性。他提出兩點對於現狀的觀察。第一，就研究者而言，雖然目前已有一群學者的實證研究被視為地域社會論研究，然而，奇怪的是，這些學者當中，並無一人是自覺地在從事這樣的研究。第二，就評論者而言，評論「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學者雖不乏其人，但他們未曾對「地域社會論」的內容給予嚴謹的討論和定義。
面對這樣奇特的現狀，山田並無意要否定「地域社會論」此一概稱的正當性。恰恰相反，他的文旨之一，即是要為此一概稱所指謂的研究取向，提出界定、闡明與評論。他認為，根據對於相關研究的基本預設和目的之總體考察，吾人當可重構地域社會論的「典型」（頁41）。在「前言」的後半部份（頁42-43），山田即做了這樣的重構嘗試。
二、基本預設和目的
根據山田的分析，所謂地域社會論的研究，確實涵攝了一種特定的研究取徑。概括言之，這種研究取徑具有兩個基本預設。第一，該取徑把「地域社會」、「地方社會」、或者「在地社會」當做歷史分析的焦點與基本單位。這樣的單位，被認為是地域社會的個體成員反覆互動、並形成一套特定人際關係網絡的「場所」。在這個互動的場所裡，「權力、支配、秩序等名稱不一的，讓社會走向一個整體社會的統合磁力（或者是基於一種對抗動機產生的反統合的抵抗）都在這裡起著作用。」（頁42）第二，地域社會論所涵攝的研究取徑並不將上述的「場所」限制在具體的特定歷史空間內，而是把它當做一個「從內部發展、柔軟可變的框架」，亦即：由地域社會內部的「人際關係的網絡及共同的認知體系」（頁42）所激衍出來的框架。既然地域社會是由這樣的框架所界定，那麼，所謂「地域社會」便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實體。
山田認為，這些預設本身並未直接導出一套明確或特定的方法論，而只是揭示了地域社會論研究的一般性目的，亦即：「注重多種個體反覆離合的『場所』＝局部。發現其『場所』上共有的規律，然後再討論從這樣的基層乃至底層，作為強求普遍主義的結果而統合起來的整個『中國』世界。」（頁42）
三、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從森正夫到寺田浩明
在正文的部分（頁43-53），山田分別討論了森正夫、岸本美緒、寺田浩明等人的主要論旨。他的討論主要是扣緊一項一般性的觀察而展開的。亦即：雖然，這些學者所預設的「傳統中國」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與開放，競爭很多且不穩定」（頁54）的社群形象，不過，他們共同的研究關懷，乃在於探討傳統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如何互相整合，進而形成一個「全體秩序」。換言之，他們的問題意識乃在於全體秩序的形成機制及其場所。山田指出，這個問題意識的形成，可追溯至森正夫於1981年在中川津中國史研討會所發表的基調報告（頁43-44）。山田並且指出，森當時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意識，和他所意圖「克服」的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兩項「負面」遺產，息息相關（頁47-48）。
依山田之見，戰後的中國史學還殘留著對中國的兩種負面認識尚待克服。這兩種認識──即「國家、社會二元論」與「家族國家觀」──長久以來即支配了該研究領域中，將傳統中國視為「落後」國家的成見。根據國家、社會二元論的說法，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分別形成獨特的世界，一直沒有互相交涉。」最極端的論證是，「在地社會以『家族主義』緊密地統合，像『小國家』那樣割據各地，而遠在九霄雲外的國家只好關心徵收租稅，偶爾對社會反復進行暴力性的幹預。」（頁47）另一方面，家族國家觀則根據傳統中國沒有「公」、「私」之分的前提，把王朝國家看做是「本於在地社會的原則『家族主義』的擴張延伸上而成立的。」這種說法與前一種說法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把家族主義當作是一個貫穿國家與社會兩領域的組織原則。不過，當人們質疑巨大的國家統合原理是否真的可自家族的私人原則導出，支持家族國家觀的學者不免紛紛要向二元論靠攏。例如，清水盛光就認為，在家族主義的原則之下，國家與社會分別是依循「尊尊」與「親親」的次原則，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運作。（頁48）
根據山田，1981年森提出他的地域社會論時意圖對抗的，即是上述這兩種說法所共有的二元論。相對於二元分立的議論，森提出了「全體秩序」的「有機整合」議題。
為了襯顯出森的觀點的特色，山田把它與日本近世史的地域社會論，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頁45-46）。山田指出，日本史地域社會論的核心議題是「國家的對抗動機」，或說是「不受全面國家支配的『地域』自律性」（頁46）。就此議題的開展而言，學者們關心的焦點，在於「在一定的權力關係下從下層而來的共同性」（頁45）。這個「下層共通性」，指的就是「地域社會」（頁46）。換言之，學者們意圖探討的是：地域社會如何對抗國家的全面支配，而形成一套具有「自律性」的社會秩序。（根據山田，他們在做這樣的探討時，同時假設：國家支配的推展，若得不到地域社會的支援，便無法紮根。）相對於此，在森正夫的地域社會論裡，我們完全看不到對於地域的自律性與抗爭的議論。恰恰相反，他強調的議題是：國家與社會如何有機地整合而形成一個全體秩序。以這個議題為中心關懷，森提出兩個問題，做為他對上述的「國家、社會二元論」與「家族國家觀」的回應。第一，「各個地域社會如何互相連接而形成大社會」？（頁48）第二，「在地社會的『私』關係『透過怎樣的媒介』收斂為國家的『公』」？（頁49）
根據山田的分析，儘管森對整合議題有明確的強調，不過，他對地域社會研究的構想，卻潛藏著一個根本的含混性。森對地域社會研究的目的，的確有清楚的交代（頁43-44），但當他為解釋社會秩序之形成與維持的機制，而提出一套「領導類型論」時，概念上的含混問題便出現了。
森認為，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維持的關鍵，在於「一個場所上領導者的領導，特別是其知識、道德方面的領導」。他回顧過去的中國史研究（特別是關於明末清初的研究），觀察它們如何設定「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即森所認知的「地域社會」），以及它們如何描述地域社會的領導情況，從而概括出四種領導類型：家族、同族基軸論，地主（大土地所有者）領導型地域社會論，士大夫領導型地域社會論，以及國家基軸論（頁44）。無庸置疑，這四種類型是森根據他自己的問題意識（即「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而提出的理念型建構。山田認為，森的問題，就出在這樣的建構所意涵的對地域社會的界定。
在山田看來，關鍵問題在於：理論上，森假定「國家」是傳統中國的社會秩序之形成的可能單位之一。這樣的假定，背後有一個重要意涵，即：中國的王朝國家自身構成一個地域社會。事實上，森自己也意識到這個意涵，以及它所牽涉的理論困境（頁46）。不過，他仍認為，為了打破二元論的說法，「包含『畢竟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就是國家』這樣認識的國家基軸論，還是一種必然的理論上歸結。」（頁47）換言之，森認為，在傳統中國，「國家」即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亦即是一個地域社會。
森這樣的觀點，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methodological statism）。這種國家主義的兩個特點是：它不僅沒有在分析概念上對國家與社會作清晰的區隔，而且傾向於略過社會中、與國家抗衡的種種勢力所涉及的理論性問題。山田對森的批評，集中在第二點上。他認為，雖然森的地域社會論立意要超脫二元論的舊框架，但由於它忽略了地域社會的自律性，因此和日本史的地域社會論（注重由下層而來的對抗）比較起來，反倒成了「一種奇妙而退化的東西。」（頁46）總而言之，山田對森的根本質疑有二：（1）國家是否可以看作是一個地域社會的看法？（2）「是否不把國家本身設定為『地域社會』，就不能克服國家、社會二元論以及國家家族觀？」（頁49）
「如何克服二元論」這個問題，不僅是森在構想地域社會論時的一個起點，並且還繼續形塑了其後繼者的相關論述（頁49-53）。以岸本美緒為例，她認為二元論只描述了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的表像，但並未展現或解釋此表像背後的歷史真實。與森比較起來，岸本在分析概念上，的確對國家與社會作了清晰的區隔；不過，她認為國家/社會二元分立並不存在於傳統中國的看法，倒是與森的基本立場無異。
山田指出，岸本的基本論證是：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種「同型功能」的關係。國家與社會雖有單位大小之別，但它們並非兩個各具不同功能的實體，而是具有「相同的秩序認識與維持秩序功能」的一體之兩面。（頁49-50）正因為它們具有同型功能，所以才顯現出二元論所（正確地）描述的沒有互動的（分離）表像。換言之，岸本認為「二元論是『從地方社會之沒有國家也會成立，看起來有自主性的表像』而衍生的。」（頁50）山田進一步指出，如果岸本的說法可以成立，那麼，「如何克服二元論」這個問題，便只是「我們的視角所造成的幻影」（頁50）而已。
岸本的同型功能說，在寺田浩明對明清社會的「約」的研究裡，有相當清楚的呼應與應證。根據寺田，「約」有兩個意涵：（1）在「『倡導』一定命題的主體下，『唱和』這個命題的人們聚集而形成」的一種「規範的共有」的狀態；（2）「實現共有規範技法」。（頁51）究竟這種「規範共有」的狀態，在明清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對此問題，寺田的基本看法是：巨碩一統的、統合的「約」的狀態，是在對「人心既有的齊心」的信念基礎上，從一個「流動而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一體性」。
寺田認為，明清的「約」，並不是握有權力的人刻意創造出來的一套社會規範，也不是他們從上到下、用強制力經營出來的一種宰製狀態。「約」的成立，的確需要一些社會規範的「倡導者」，但主觀上與客觀上，這些倡導者都不是社會規範的發明者；不過，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本領，可以掌握並闡明「人心既有的齊心」。同時，這樣先在的「齊心」則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社會規範的正當性之來源。（頁51-52）另外，寺田還指出，正如「約」可以在明清社會、政治秩序的諸多層次上運作，社會規範（或說「齊心」）的倡導者也見於諸多層次上。例如，當「約」的運作成為整個明朝（或清朝）中國的整合機制時，王朝國家與皇帝便是「齊心」的倡導者或代表者。當「約」在地方社會裡運作時，「齊心」的倡導者則是官僚與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頁52）兩種情況中，「約」所造成的整合，都是本於人們對「人心既有的齊心」的信念。
山田指出，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寺田的論證事實上包含了兩種想像的可能。如果焦點是放在地方社會，則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極端完整『封建化』的地方社會與專制國家並立存在」的情況；如果焦點是放在國家，則我們可以設想一種「國家整體支配」的情況。在寺田的分析框架之下，這兩種設想都是可行的。不過，根據山田，既然寺田認為整合狀態的理論性前提是「齊心」（或說人們對「人心既有的齊心」的信念），那麼，他有可能辯稱：追問誰是整合狀態的最終代表者是無意義的舉措。如果這樣的推論可以成立，那麼，山田認為，寺田的假設（即「齊心」說）就與岸本的「同型功能」說相當接近。（頁52-53）
四、未來的研究議題
在「結論」部分（頁53-57），山田首先扼要地總論了他對地域社會論研究的瞭解。在他看來，「秩序形成的場所」一直是森正夫以降的學者們的核心問題意識。這些學者所預設的傳統中國社會形象，「似乎像一個坩堝，高度流動與開放，競爭很多且不穩定」（頁54）。不過，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他們認為，地域社會論的研究目的乃在於重構整體秩序形成的場所，亦即：「應該先解讀這些看似零亂的無數『個體』在怎樣的共有『規律』下活動，釐清在研究對象的『場所』上有怎樣的『規律』體系（就是說，復原怎樣的『秩序認識』存在），進而從基層依序地重建這種『秩序認識』怎樣連續到全體秩序。」（頁54）
其次，山田提出了三方面的議題，認為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第一，地方領導權之形成的非制度性機制。在這方面，山田認為，岸本的明清鄉紳研究實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他看來，岸本的特殊貢獻即在於她對地方領導權之形成的文化與象徵性機制──相對於制度性機制──的探討。她的研究顯示，在傳統中國，特別是秩序解體的時期（如明末），領導身份或地位的獲得，並不能自固定的制度性機制取得充分的保證。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意追求地方威信（即領導權）的人士，必須透過種種的文化與象徵性機制──例如服裝、舉止、交換名片等等──向人們賺取對其威信的「投資」。山田認為，岸本這樣的研究取徑，開啟了提問新議題的契機。好比說，他問道：「在一個『地域』裡，人們面對的顏色、形狀、身體動作等因素，透過怎樣的共同符碼成為他們交換的東西？」（頁55）
第二，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在這方面，山田主要的關懷是如何驗證岸本的「同型功能」說。他認為，要檢驗岸本的論證是否可以成立，最佳的途徑，當是探討危機時代──如明末清初時期──地域社會的秩序重整功能。他指出，如果社會與國家真具有岸本所說的「同型功能」，那麼，以明末的危機時代為實例，吾人依理當可而把地域社會所裝載的秩序，看作是面臨崩潰的全體秩序的「雛型」或「原型」。其次，吾人按理當可觀察到，此時「裝載著應有原型的『地域』，日後必會開始自我增生，其全體秩序的表像將恢復原狀。」（頁56）山田進一步指出，如果岸本的論證可以成立，那麼，追問人類最基本的生活場所究竟是「地域」還是「國家」，便成了無意義的舉措。
第三，做為「再生產容器」的「地域」之形成的物質性或制度性機制。山田指出，由於過去
學者們的核心問題意識是秩序形成的場所，他們因而偏向於探討地域社會的文化再生產活動，也廁重於分析這些活動所涉的文化機制。他認為，未來學者當另闢研究方向，探討地域社會的物質上或制度上的再生產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所涉的相關機制。舉例而言，學者或許可以追問：傳統中國社會的各種統合單位──如村、市場圈、縣、省──的形成，究竟預設了怎樣的物質上的保證與制度性的框架？（頁57）
本文轉自：http://tianxiangjiang.bokee.com/5866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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